• <menu id="kesko"><u id="kesko"></u></menu>
    <input id="kesko"></input><input id="kesko"></input> <dd id="kesko"><menu id="kesko"></menu></dd>
    <xmp id="kesko"><tt id="kesko"></tt>
  • 新闻资讯
    当前位置:首页 > 新闻资讯 > 业界资讯

    对话华中科技大学中欧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余翔:中美经贸摩擦的核心是知识产权问题

           加征关税、贸易制裁、国际专利纠纷……五花八门的操作,加剧了世界贸易形势的不稳定性。京交会期间,“知识产权:中欧创新融合发展驱动力”国际研讨会于5月31日举行。会上,华中科技大学中欧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余翔发表了“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是经济的驱动力”、“知识产权战略引领和保护发明创新,促进一带一路合作”的主题演讲。为此,北京商报记者也围绕当下国际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问题对余翔进行了专访。
     
    北京商报: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怎样保护好自身?
     
    余翔:贸易摩擦可以说是一个背景,也更可以看成一种后果,其背后主要是科技创新的争端,更进一步来说是知识产权的争端。以华为为例,中国公司不断发展,不断成为国际供货商,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的垄断,甚至是抢夺了美国的世界订单,因此美国试图以贸易制裁的手段,进行打压,目的是将有竞争能力的企业打压下去。中国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游刃有余,就必须加强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在我看来,我们的创新方向需要转变。往往,很多企业只顾低头研发,却不懂得寻找国外已申请专利的空白区,最后的研发工作不仅是重复劳动,更有甚者会被起诉侵权。因此企业要通过专利导航聚焦创新目标,用专利检索分析进行排查,寻找到别人发明的空白区,这样的创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具体到企业,又该如何落实?这需要企业在研发中,必须将专利人员和科技人员都纳入到团队中去,二者缺一不可。科技人员所有的研发过程,都必须要有专利专家的参与,专利专家会查询是否已被注册,帮助寻找创新的空白区,科技人员从技术出发,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
     
    北京商报:目前来看,从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欧美等国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
     
    余翔:从理论研究来看,目前研究最深的是德国;在制度创新上,美国在吸收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优点之后,既有理论的特色,又有实践的长处;而在真正落实到对于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欧美等国固然有值得借鉴的,但日本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佼佼者。
     
           我在上世纪90年代留学德国时,了解到西门子有这样一种工作模式,其知识产权部和研发部总是配套在做工作,每一个研发组都有一名专利专家,这样就能使创新更加有针对性,选项不会有盲目性,保护更具组合性(非单件单件地保护),应用更具目的性。
     
           实际上,放眼国内,华为是能够成为典范的。在华为,仅仅一个知识产权部就已经有3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左右的人管专利,三分之一的人管商标、版权及其他,每个研发小组都配备了一名专利专家,研发的全过程中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先干什么,后干什么,都是由专利专家协助技术专家决定的。
     
           不过,虽然华为做得比较先进了,但大部分企业在研发时只有技术中心,研发的过程也没有专利专家的参与,从而使其创新的过程存在盲目性、探索性和滞后性的特点,研发的产品等,也就自然而然地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北京商报:我们注意到您之前提出过出台数字经济法的主张,您如何看待国内外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现状?
     
    余翔:关于数字经济法,目前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已经逐渐在形成共识,并且正在努力推进,这将在今后成为一个大的趋势。现阶段出台的电子商务法中,也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但同样,这些内容对于知识产权新的利用、保护、管理的还不够。
     
           知识产权保护涉及面广,在新环境下需要新立法。除之前说到的数字经济法,与专利、著作等相关的单行立法工作也应该逐渐加强,形成体系。
     
           更深远来看,知识产权可能还涉及道德伦理,而如何加强技术在道德和伦理方面的规定,目前欧盟也正在探讨,而对于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相关立法,我们国家还是空白。
     
    北京商报:互联网的传播环境和生态中,怎么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
     
    余翔:首先,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数字经济环境中,知识产权保护的难点。在这一环境中,知识传播更快,创作智能化、信息数字化使得知识产权作品的载体数字化,其应用的和保护的环境也比传统的环境更为复杂。
     
           以人工智能创作出的产品为例,其作品能否具有知识产权?如果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又要如何认定?是制造的一方,还是拥有的一方,还是使用的一方?在作品的确权上,我们显然还要随着技术的进步随时更新现有的原则,与此同时,传播速度更快之后,数字版权侵权无论是案件数量,还是处理的难度,都面临挑战,这要求我们对传统的一些制度要做出调整。
     
    北京商报:专利法修正案的新期待有哪些?
     
    余翔:我国现行专利法于1985年正式施行,曾分别于1992年、2000年、2008年进行过三次修正。前三次修改大致为8年一个周期。而距离最新版的专利法出台仅仅4年,专利法的修改又在2012年被列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2011年11月启动专利法特别修改的准备工作。这个时间比之前的周期都短,说明在专利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程提速。
     
           而从目前的修法时间来看,距离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已经过去11年,这个时间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专利法修改面临很多挑战。
     
           当然,新的修正案也给了企业很多新的期待,包括延长外观设计的专利保护期,从10年延长到15年;在授予行政机关专利执法权的基础上,增加了判决处罚权;同时,对于间接侵权的规定也将迎来新的转变。
     
           在侵权赔偿上,具体来看,我国现行的法律讲究的是“填平原则”,损失多少赔偿多少,即损一赔一,但目前来看,这样的赔偿额过低,对侵权行为没有形成震慑力。目前的修订草案,主要将“填平原则”变成惩罚性赔偿,由损一赔一到损一赔五,由赔偿原则到惩罚原则。
     
    北京商报:我们注意到,长时间以来,公共健康问题在国际上就一直成为专利制度方面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去年的《我不是药神》又将这一问题推上风口浪尖,你如何看待专利的保护和公共健康之间的矛盾?
     
    余翔:药品和医疗器械领域,确实常涉及到利益平衡的问题,如果过度保护药品和医疗器械专利拥有方,那么广大群众治疗成本就非常高。为此,世界贸易组织在2001年的多哈宣言中就指出,人类生命健康和专利冲突之后,以人类的健康为优先,2005年又通过了关于修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议定书,对药品强制许可有相关规定;而中国现行的专利法第五章第50条也有相关的强制许可规定,指出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
     
           在这样的强制许可规定下,药品生产商为了公共健康,可以向药品专利权人购买生产许可,若双方谈不拢,生产商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药品的强制许可。我们知道,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比较落后,疾病蔓延,但本国没有相关的药品专利,如此便要通过国际援助的方式来获得专利的生产许可,确保公众健康。其中,卢旺达是世界上第一个向WTO发出通知,愿意申请接受进口其他国家实施专利药品豁免制度而生产、并人道主义援助出口药品的国家。
     
           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在我看来,虽然专利的初衷是保护私利,但其最终的归属应该落到公众的利益。而在这一点,我们国家是走在世界的前列的。
     
    来源:北京商报